各地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审批、备案流程，督导促进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要研究出台措施，取消或放开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些领域外商投资股比限制，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李克强在7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这会真正释放扩大引进外资的强烈信号，也会激发中国企业更大的竞争热情。”

当天的会议，部署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营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国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对外开放层次不断深入，领域不断扩展，新的对外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我国吸引外资面临着国际引资激烈竞争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明显不足，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乏力，经济增长新引擎尚未形成。国际结构性改革尚在推进，主要经济体走势进一步分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产业格局面临重组。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大数据、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应用引发产业变革，新的社会分工格局正在形成，全球价值链正在重构。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思潮泛起，国际地缘政治多变，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参与全球化的传统竞争优势弱化。我国吸引外资面临着国际引资激烈竞争的挑战。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再工业化战略”，吸引制造业回流，重塑其制造业优势。东南亚国家、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凭借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对外资产生较强的吸引力。我国处于前有阻力、后有压力的态势。2016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4.1%。2017年1-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5053家，同比增长12.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15.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1%。

吸引外资有制约因素也有较大潜力

“订单东南飞”，不少投资者瞄准了用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这种趋势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较为明显。

虽然我国吸引外资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但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潜力。

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我国扩大吸引外资面临一些制约性因素。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降低，外商投资动力下降。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有时其人工成本更具优势，分流了我国部分中低端制造业的外商投资。

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服务业开放不够。国际法层面的保护尚待完善，目前我国已签订的自贸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并未将国企、环境保护、投资仲裁机制等国际法规则纳入其中。发达国家力推再工业化计划，叠加美元加息及为企业降税等举措，增强了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去年全球半数以上的外商投资重返发达经济体，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量受到影响。

然而，我国在资源禀赋、经营环境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仍是跨国公司首要投资目的地之一。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会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和良好的投资机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沃土。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高技术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形成，成为吸收外资新热点。“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逐步优化，吸引外资比重提高，自贸试验区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开放领域扩大，已成为外商投资新区域。

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营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环境

面对发展环境变化，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着力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形成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20条措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7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营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环境。

第一，加强制度环境建设。进一步创新利用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简化通关程序，提高口岸通行效率。在全国推行已在自贸试验区试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各地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审批、备案流程，督导促进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梳理已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取消对外商投资单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加快健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投资环境。政府要提供服务，把知识产权保护放到重要的地位，把提供公平待遇和调整产业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完善配套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间、产品内分工的细化，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组装、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日趋全球化，对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跨境流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要求越来越高。要适应全球产业布局和分工体系变化新形势，提升我国产业对高端技术和高端产业的配套生产能力。

第三，优化开放布局。协同东中西部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支持东部地区发挥引领作用，提升服务业国际化水平。鼓励内陆地区依托本地的优势，提高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能力。重点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外商投资的硬环境。

第四，扩大开放领域。积极放宽服务业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支持外资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鼓励金融、证券、期货、保险机构等服务业领域外资进入。逐步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有序开放。外商投资企业同等适用“中国制造2025”战略政策措施，引导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

第五，提升开放层次。坚持引资、引技和引智并举，提高吸引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提升我国在全球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和政策体系，以及相应的监督机构。规范外商投资，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准入、技术标准、金融监管等做出制度安排。

可以说，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有数据指标好看的“颜值”；更需要营商环境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的“气质”，进而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T台秀上表现不俗。（作者郑慧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研究员）